世行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很小。但由于潜在效益巨大，即使是轻微的推动也能产生可观的回报。哈佛大学的兰特·普里切特以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智库位于德里，上世纪80年代初由福特基金会出资85.7万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接近300万美元)成立。普里切特认为，该委员会的研究在1991年帮助印度成功应对了国际收支危机。而当时的改革又为这个人口占全球六分之一的国家奠定了快速增长的基础。据普里切特计算，1991年的应对措施及后来的改革在1991年到2010年之间让印度的经济产出增加了3.6万亿美元。即使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仅令发起改革的可能性提高了1%，它的投资回报高达1.2万倍(忽略资金支出和改革之间的时间差)。
但这样的想法在世行已经过时。十大新兴市场不一定是世行最大的客户。除了印度之外，它们也不是全球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提高这十个国家的收入中位数并不一定能减少尼日利亚或刚果(金)的贫困人口，也不能确保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速超过其他人群(这是世行监测其抗击不平等的努力的一种方式)。因此，马尔帕斯的直觉与世行的工作重点可能并不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