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症状学方面,《诸病源候论》论及的病候已达784条,对许多疾病的症状学特征描述得详细、准确,如《诸病源候论淋病诸候》指出“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膏淋者,淋而有肥,状似膏”,对淋证病症状学的描述与现在的观察基本一致。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对消渴病易发疮痈有所认识。王焘的《外台秘要消中消渴肾消》还认识到消渴病“每发即小便至甜”的证候特征。这一时期,对伤寒、疟疾、肺痨等传染病都在症状学上有详细的论述,对中风、痹病、心痛、虚劳、脚气、水肿等内科疾病的辨证水平均有较大的提高。
在治疗学方面,有些病证的治疗在当时已很先进,如晋,《肘后方》用青蒿治疗疟疾,用海藻、昆布治疗瘿病。唐《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使内科的治疗更加丰富多采。如《千金要方》肯定了《神农本草经》用常山、蜀漆治疗疟疾,肯定了《金匮要略》用白头翁治疗痢疾,并用苦参治疗痢疾,用槟榔治疗寸白虫病,用谷皮煎汤煮粥治疗脚气病等,极大地提高了这些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宋《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收集整理了大量治疗内科疾病的方药,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和成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内科病的专题论著,如《脚气治法总要》《十药神书》等,极大地提高了相关专病的辨证论治水平。
2、学术理论的创新金元时期,涌现出不同学术流派,如刘完素倡“六气皆从火化”的火热病机学说,治疗主用寒凉;张从正认为疾病皆“邪气加诸身”,倡用汗吐下三法攻邪治病;李东垣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学说,治疗多用补脾升阳法;朱丹溪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学说,治病主用滋阴降火。学术的争鸣,促进了内科学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