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直都在“东”与“西”、“传统”与“近代”、“王道”与“霸道”之间进行着抉择。日本曾学西方走上了侵略亚洲之路，战后又被迫学美国失去了民族主体性。安倍作为“民族派”，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就是要找回失去的“传统”与“自尊”、走向“正常”与“自立”。看近代日本，既要看到日本与亚洲之间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也要看到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看现代日本，既要看到战后日本实行“和平宪法”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缺少“民族自尊”和丧失“主体性”的现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以及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中日关系的本质也有结构性的改变。中日之间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排序也随着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而发生着变化。比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与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其占有“核心利益”的位置不言而喻，它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有争议的领海划界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其危机管理不容忽视，但目前仍可掌控。从利益圈划分看，它属于核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利益”。中日之间敏感的“历史问题”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利益定位中将不断地向“边缘利益”发展。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对双方都有利。当然，对日本国内一小撮极右翼分子以及不负责任媒体的挑衅也要予以坚决的反击。
中日关系千头万绪，两国又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因此，中日双方必须慎重从事。对日本未来的走向我们还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互动引导日本向着有利于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一方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是在与对方国家的互动中进行的，中日首脑之间确立的“战略互惠关系”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国家利益既包括有形利益也包括无形利益，中日之间利益共同点不仅体现在有形的政治、安全以及经济、能源利益上，也体现在精神利益上。比如，我们对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以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积极评价就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体现了战略互惠关系。另外，我们对日本走向自尊、自立也应有一定的理解。“自尊、自立”并不能简单地同军国主义复活挂钩，实际上它也是一国精神利益的体现。在日美同盟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中日之间的“2+2会谈”(由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进行的会谈)来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在日本对中俄以及中国和中亚各国往来表示关切之时，我们也可以邀请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与活动。
21世纪将是亚洲摆脱贫困、实现复兴的世纪。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自立”是这一时代大潮中的两朵耀眼的浪花。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中日两国同时平衡向前发展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然而，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孰轻孰重，令人难辨。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国家进行战略定位的同时，艰难地寻找着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渊源，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利益，复兴亚洲的责任感，注定两国必须站在历史哲学和国家战略高度掌控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与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