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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考状元调查:易成网红“被消费” 仍保持清醒

澎湃新闻  2017-08-04  【

  “高中毕业月薪一万。”7月上旬,包括河北省李曼茜在内的多名2017年高考状元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入职通知书。配图显示,该职位是某间信息技术公司的“精品课状元课代表”,而这“人生的第一份offer”,仅实习基本工资就是税前10000元。

  今年一位高考状元的offer图片来自网络

  这几则消息立刻引来众多网友关注。有评论称,“成功的人比失败的更有发言权”,也有网友直接指出“这只是个广告,认真你就输了”。

  高考状元“商业化”,虽一直遭受争议,但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却备受追捧。

  今年高考考分出炉后,不少高考状元的名字立刻就上了社交网站的“热搜榜”。耿直boy、男扮女装、史上最帅学霸,各省状元们立马就被贴上了“网红”的标签。

  据各地媒体的公开报道,2017年,全国不少状元现身多家直播平台。而从效果来看,从动辄近百万的在线浏览量来看,其受关注程度、影响力、相关产品带动力都不容小觑。

  采访发现,状元参加商业活动的初衷主要是分享学习经验、积累社会经历等。但面对商业化炒作,大部分状元都保持理性与清醒。

  参与直播为交流分享,排斥过度炒作

  今年,状元经济的一大显著的变化是直播平台的强势崛起。

  状元接触到的直播形式大致分为娱乐综合平台和在线教育机构开设的网课平台两类,内容多以学习经验分享为主。面对直播观众,高考状元们虽显青涩、拘谨,却也表达流畅、条理清晰。

  “我尝试去接触这样的商业活动,除了经济上有些收入之外,还抱着接触一下社会,积累人际交往经验的想法。”2017年广西高考状元韩思雨表示,现在许多的状元不再是苦学成才的“书呆子”了,发展全面,综合素养都不错,所以有能力,也愿意去接受社会上的一些活动。

  然而,状元们对于直播的初体验并非全然良好,受众混杂、恶意评论、过度宣传,让刚刚离开中学的状元们有点“蒙”。

  6月30日,韩思雨参加了以“史上最任性的高考状元究竟有什么高分秘笈?”为标题的在线商业直播。

  “对,我是学文科的”、“嗯,我的高考分数是681分”、“想去的大学是清华大学”,澎湃新闻看到,在参加网络直播时,韩思雨经常重复着回答网友们这三四个简单的问题。多数网友评论会赞叹其分数之高,也会五花八门地问“大学要不要找男朋友”、“为什么文科生要选择上清华”等问题,但真正关于教育话题的交流则占少数。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虽然与直播平台签有保密协议,不便透露详情与酬劳,但韩思雨告诉澎湃新闻,在直播过程中,她此前准备的很多关于学业的内容并没有较好地表达出来。

  韩思雨说,自己的初衷是喜欢做教育方面的事,希望交流和分享有效率的学习的经验,但没预想到直播的受众并不仅是学生、家长或老师,而是形形色色的网民。“在我的理解里,更多面向的是能够听懂我要传达什么的人。后续很少会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直播体验同样不是很好的还有李曼茜。她说,之前从未看过直播,“一直没有什么兴趣,毕竟这个行业乱象还是不少,而且娱乐性太强,我个人不喜欢这类”。

  李曼茜说试水直播,一方面是觉得“教育资源共享还是蛮不错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家里减轻经济压力的原因,“在接到类似(商业活动)邀请的时候,我并不是非常情愿,个人不喜欢被炒作宣传,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不是很好,也很需要这些薪酬,所以才接受了一些。”

  “直播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她表示,主要是各种平台的大力宣传让人很不舒服。“人红是非多”,网络上的评论有好有坏,而且大多数来自不了解自己的陌生人,或多或少心里有一点介意。

  “在我讲课的时候总会有不友好的声音,让人感觉很不愉快。有些是关于讲课内容的批评,但我不是专业的老师,只是作为学生分享经验,并不负责受众的成绩。”这也是李曼茜之后没有再接受其他娱乐性较强的直播的原因之一。

  而湖北省文科状元范筱雨的父亲向澎湃新闻反映,女儿参加的商业直播未曾经过家长的同意。范筱雨的父亲对某直播平台表现出不满,“(要)找他们负责任。当时到学校去宣传说湖北电视台来采访一下,当时没在意,后来一听(才知道是)直播。”但对于状元开讲座、接广告代言、卖笔记、自办辅导班等商业化行为,范筱雨的父亲则表示理解,“这个也正常,适度也可以,毕竟这些小孩(状元)有自己的心得。”

  保持清醒,勿忘学生本职

  7月中旬,山东某市的高考状元获赠一辆7座SUV。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状元文化和情结自古以来深植于国人心中。高考状元商业化、明星化,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2016年6月,新华社曾批“状元经济”破坏了社会心态,使得“状元”成为消费“符号”,加剧了社会心态的浮躁。

  “近几年看,状元的概念是被过度炒作的。”韩思雨认为,状元本身是由各种偶然性因素而形成的教育产物,参加很多商业化活动很容易迷失方向,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商业活动容易让他们(状元)陷在里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包括签协议、提前准备,一场活动确实很累人,占据了原本可以自我提升、准备大学生活的时间。”

  “在我国,教育制度本身具有催生状元经济的土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徐国祥对澎湃新闻表示,学校、商家、消费者也都有消费状元经济的需求。目前来看,这些需求多为心理上,且较多为非理性。

  对于状元经济,徐国祥表示,高考状元有可取、成功的一面,通过一些渠道,真诚地传递好的学习方式和精神使更多人受益是正向的,适当的获取回报也是可取的。

  李曼茜也表示,“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地方,状元经济带来的激励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我自己来说,很多亲朋好友家的孩子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励,有了目标。对于状元本人来说也丰富了人生体验,也是不错。”

  在李曼茜看来,每个状元都在被不同程度地被消费,外界不必过分忧心忡忡。“当然每年都会有人被过度炒作或者沉溺于其中,但真的是个例。就我今年接触的20多位状元来看,基本上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高智商低情商的书呆子。思想虽然不够成熟,但足以保证不会迷失方向。同时,状元所在的好大学以及网络的快速翻新不会允许状元们长时间活跃于网络。”

  因为颜值受到关注的山西文科高考状元朱磊拒绝了不少商业邀请。一方面“本身也并不喜欢商业性质的活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获得状元头衔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运气,不值得过度宣扬。“我只不过突然捡了狗屎运,就考上了状元而已。”

  2017年澎湃新闻对全国高考状元发去了一份“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回收40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状元更看重个人,不在意人们怎么评价状元;另有四成表示,成功的定义很多,并非成为社会认定的精英才是成功。“状元的头衔,就是个名次而已,不重要。但是带来一些自我表达的机会,其实挺好的。”偏向低调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刘之铭拒绝直播平台的理由也是“不擅长干这些”。

  徐国祥说,不唯分数论,强调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新高考模式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状元经济的一种降温。

  另外,徐国祥也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状元经济”是一个消费概念,没有必要过分崇拜、追捧。学习他人成功经验是个好事,但对于状元经验的效益消费者需要理智看待。对“上千上万元一本笔记本”等非理性物价监管部门也需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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