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对翻译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见解。卞之琳的译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信”“似”“译”,他这“三说”的译论观点是建立在对传统译论辨证地吸取、合理地扬弃的基础之上的。
卞之琳“不赞同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辞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40年代初,他就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英汉文学互译课上批评了“信、达、雅”,指出“神似”与“形似”、“意译”与“直译”之争是把一个事物辨证统一的几方面对立起来的片面的观点。他在第一堂课上“总是首先破‘信、达、雅’的教条,‘神似’‘形似’的争辩,‘直译’‘意译’的区分” ,认为以上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信”“似”“译”。
“‘信’就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
他提出以似致信、神形兼备的主张,认为文学翻译应当“尽可能在内容与形式上忠于原著,实际上也就是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 ,强调“文学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 ,因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翻译文学作品,不忠实于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有的内容” 。
卞之琳翻译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忠实”二字。
•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 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
• 牛群在草地上迂回,吼声起落,
•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
• 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
在原诗韵脚、用词和句子结构的处理方面,卞之琳除了在第一行添加了“一阵阵”,第二、三行添加了逗号之外,也是力求译诗与原诗密切对应。不过,这一小小的变通更为传神地表达出了作品中所弥漫的舒缓凝重的氛围。至于原诗格律形式的移植,卞之琳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做到了“相当”或“相应”。
The Weary Walker
A plain in front of me, And there's the road Upon it, wide country, And, too, the road! Past the first ridge another, And still the road
Creeps on. Perhaps no other
Ridge for the road?
我的面前是平原,平原上是路。
看,多辽阔的田野多辽远的路!
经过了一个山头, 又一个,路
爬前去,也许再没有山头来拦路?
原诗每节一、三行为三音步,二、四行为两音步,二、四两行都以韵脚“road”(路)首尾;译文相应地以三顿、二顿相间,保持了原貌,二、四行也一律用“路”字收尾。译诗由于在每一个起伏之后同样都把韵脚押在“路”字上,因此取得了与原诗相同的效果,即“路”字的反复出现,给人带来单调、困倦、永无尽头的感觉,很好地衬托了主题。
◆翻译标准
“文” “质”之争
早在汉唐时期就有,“文”:强调修辞、通顺,译文的可读性;“质”:强调翻译的不增不减,译文的忠实性),这实际上是意译与直译之争。然而,“文”与“质”做为翻译标准都有其片面性
中国学者及翻译家的学说
v 严复的“信 达 雅”标准
v 傅雷的“神似论”
v 钱钟书的“化境”之说
朱光潜的“近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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